（原标题：独家对话俞敏洪：在去人民大会堂的路上，我通过直播收到上千条建议）
对话|《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何振红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赵东山
俞敏洪委员简直是两会新媒体报道的“典范”。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董事长俞敏洪除了每天在微信公众号更新“政协日记”外，还疯狂地玩起了直播。从政协驻地去人民大会堂的大巴车上，俞敏洪拿出手机直播沿途的风景，在直播中，他向网友征集提案意见和建议，很快收到了上千封邮件。
俞敏洪愿意尝试新奇的技术，并将之运用于城乡教育资源打通、政企沟通以及和民众之间信息沟通。
5月23日傍晚，俞敏洪委员在驻地接入《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两会视频对话节目线上采访间，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何振红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话。
谈到直播，俞敏洪表示“还蛮好玩的，这是一种新的传播方式，这样的平台我会尝试下去，我也慢慢变得喜欢用这样的平台来跟大家交流”。但是他表示，不会在直播平台卖课，因为连续性很差。
谈到在线教育，俞敏洪表示，“疫情让老师和学生原本需要有三五年才能熟悉的在线教育，结果只用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都熟悉了）。”此外，公立学校的智慧校园落地也提早了至少3到5年。他认为，未来教育会以OMO（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呈现。
谈到瑞幸咖啡造假事件，他十分愤怒，“这对中概股在世界市场的诚信、信誉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对这样的公司坚决不能容忍”。虽然中概股受一定的影响，俞敏洪表示暂时不会考虑回国上市，但是不管在哪个板上市，他始终把持最重要的两点：第一是诚信，第二是持续发展。
谈到政企关系，俞敏洪表示非公有制企业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非公有制企业就像是人体的细胞一样，只有这些细胞活跃和健康，整个身体才会活跃和健康。”但是，政府减税降费的好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要防止地方把财政压力转嫁到中小企业身上，变成催税催费。
以下为俞敏洪委员参加“何问西东·连线两会”与何振红对话实录，有删节：
非公有制企业就像人体的细胞
何振红：昨天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后，你写了一篇政协日记，用“留得青山，赢得未来”做标题，而且文章里你也说当时几乎泪光闪闪，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听报告时的感受吗？
俞敏洪：第一个感受是凝重，因为整个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确实不好，一是疫情以及疫情后的经济恢复，二是国际疫情的发展导致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的不确定性很多，所以能够感觉到中央在认真思考，中国未来面对这样的形势到底何去何从，也表达了要万众一心努力克服艰难走向未来的决心，听了还是蛮有感触的。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这句话，其实就是李克强总理在减税降费等等一系列政策之后说出来的，在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克服眼前的困难，我们是同一种命运，在同一条船上，蛮悲壮的一种感觉。
何振红：从这个表述中间，你该不会是觉得政企关系还是有一些变化，原来总书记提“亲”“清”政商关系，今天我们是不是更近了一步，是不是有一种艰难时刻唇齿相依的感觉？
俞敏洪：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国家的繁荣发展是由政府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奋斗的结果。疫情给中国带来了很多艰难，面对这样的困难，必须团结起来，动用一切力量找一个方向共同去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疫情本身是一次非常好的政府与民间力量结合的契机，并且可能逐渐探讨出一些制度性的产品来。
一方面，国家只有依赖民间力量，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民间力量也需要国家的支持和资源调度来渡过难关。这是一个双向的事情，非公有制企业离开了政府的支持很难活下去，但是政府如果不调动民间力量的话，也会更加艰难。
何振红：这一次疫情阻击战中，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非公有制企业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也有人提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间，要更加把民间的力量、包括非公有制企业的力量嵌入进去，你怎么看？
俞敏洪：我觉得国家要繁荣首先是要民间力量的繁荣。这一次新冠疫情期间，大量非公有制企业为抗击疫情、调动资源、提供物资做了很大的贡献，疫情结束后，非公有制企业家又自发地聚集起来商讨如何支持武汉以及湖北的经济发展。
非公有制企业就像是人体的细胞一样，只有这些细胞活跃和健康，整个的身体才会活跃和健康。除了抗击疫情，非公有制企业在稳就业等方面也做出重大贡献，包括新东方，我们在疫情期间几乎员工总数没变，尽可能地让更多的员工继续在新东方工作，确保他们的就业，由此也确保国家在疫情期间的稳定。
减税降费的同时
要防止基层催税催费
何振红：前不久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是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意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对这个文件，你感触比较深的是哪些？
俞敏洪：我觉得主要是进一步的细化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和鼓励民营经济、按照市场规律发展是连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更重要的是突出解放老百姓(80.330,0.35,0.44%)的生产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布这份文件，我觉得释放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支持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这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信号。
何振红：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也讲到非常多关于保市场主体的措施，包括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强化稳定对企业的金融支持、推进市场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你怎么看这些措施？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俞敏洪：我觉得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国家如何动用现有的经济金融手段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好、更根本的支持。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常常在开闸放水给非公有制企业支持的时候，上面说要给中小微企业更多的贷款，支持更多的中小微企业，但实际执行中银行以及国家的钱最后都集中到了大的项目和国有企业上，而中小微企业得到的支持其实在长尾状态，得到的支持是不够的，这就导致了中小型企业的机会进一步减少，大量的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比较有限。但中小微企业其实占到中国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所以从稳就业促发展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后续怎样利用数据技术，信用控制技术，能够真正让中小微企业得到更好的好处很重要。
另外减税降费，国家出了很多政策，疫情期间更是加大力度，但是到了地方政府层面，有些地方执行的力度是不够的，地方财政收入因为疫情急剧减少，但很多支出是刚性的，所以往往一方面减税降费，另外一方面又催税和催费，形成一个很矛盾的状态。所以中央要考虑不要把调剂的压力最后变成地方政府的压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这个压力转嫁到民营企业上。
互联网不能完全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何振红：我看到你提交的几个提案都是有关教育的，这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间也提出来，要促进教育的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你觉得当前主要的难点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来破解？
俞敏洪：这个难点不是一下子就能破解掉的，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是无处不在的，就算在北京，有最好的中小学，也有老百姓看不上的中小学。现在按照片区划分，但片区不好的学生是不是就不应该得到最优质的教育机会呢？肯定不是。所以我们要解决以下几方面难点。
第一，以城市为例，如何确保每一个中小学的教学质量、校园环境水平差距不是太大；第二，城乡之间的教育水平、教学环境差距到底怎么解决；第三，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的教育差距。
当然通过互联网能解决一部分，但是互联网并不是完整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它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国家要考虑的要素，第一是全国性的教学水准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确保城乡、边远地区和发达地区老师的教学水准、教学产品和教学内容的实施，达到差距缩小的状态。
过去国家在硬件方面做了很多的投入，我到一些边远的山区发现，大量地方的硬件设施其实已经基本上跟上了，硬件上的差距缩小了，但是教学水平上的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教育最核心的其实就是教育水平、教学水平，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要加大力度，不管是互联网、5G的手段也好，还是提高老师的工资、实行轮岗制度也好，都需要下更大的力气。
何振红：疫情其实对在线教育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加上今年5G、人工智能、新基建等技术的大力发展，这一系列的变化会给教育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俞敏洪：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其实就是教育行业。一夜之间两三亿学生、上千万的老师全部转到线上，这是从来就没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本来至少需要3~5年，现在一个月不到全部都熟悉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疫情无形之中把教育的线上和线下打通了，未来疫情结束后，学生还会在地面学校上课，但是未来教育的形态会呈现OMO模式，中国的教育乃至世界的教育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教育形态，在工具使用上既利用地面的教室，也利用在线的工具，既利用面对面的交流，也利用线上交流模式，既利用地面老师的讲解，也利用在线的人工智能帮助提升学习效率。当然还可通过人工智能加互联网的模式，使很多学习自动化，到最后可能都不需要人工老师的介入，所有这一切都是未来教育发展趋势。
在线教育会出现5到10家百亿公司，
我不会趁火打劫
何振红：这场变革其实对教育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大的改变，会引起一些新的重组吗？
俞敏洪：一定会的，我认为有四个方向。
第一，中国会出现5到10家民间比较大的在线教育公司，收入可能会到50亿到100亿以上的在线教育公司，因为这一次就连县、镇、村一级的学生都已经知道互联网上课的操作步骤，大幅度的降低了在线教育的市场教育成本。
第二，地面学校会继续存在。地面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教育方式，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见面交流，在学习、活动以及个人交往能力上都会得到更好的提升，也减轻了很多家长的负担，所以地面教育公司依然会继续发展。
第三，教育技术和公立学校的结合。疫情把中国公立学校的智慧校园概念提早至少3到5年。在疫情结束后，大量的公立学校会利用智慧校园系统来提升学校的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第四，一些教育类的工具的出现，比如说我们用的ZOOM，本来是为了会议而设立，但现在把它变成了一个教学工具，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专业化教学工具，所以教育工具类、技术上的支持、内容支持、平台支持等教育相关的公司也会出现。
对于新东方来说，这四条线都会做，因为这都是未来大的发展趋势。
何振红：疫情影响下，经济进入了一个特别的周期。您和新东方都是经历过周期的，也经历过非典，对如何度过这场危机，你有什么建议？
俞敏洪：第一，压缩开支，节约成本，首先要活下来，这比什么都强；第二，看疫情期间有什么新的机会，因为任何一个巨变，都是新机会的开始；第三，要充分的利用国家各种政策支持，合理寻求支援，让地方政府和基金对你的困难进行支持；第四，要善于抱团取暖，在繁荣时期可以互相竞争，但现在萧条时期，大家就合起来干。比如两个相同产品的公司，是不是可优先考虑合并，这样的话到外面去谈生意和争取更多的机会的时候就会更加容易；第五，可优先考虑并购，如果你本来是很好的企业，今天确实有点坚持不下去，是不是可以傍大腿。这两天每天都有人在咨询我，其实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大多数都是精神上的鼓励。
何振红：你会把这些找你求助的、看上去还不错的企业并入新东方的体系内吗？
俞敏洪：其实有几家已经在谈了，具体看谈得好不好，当然我不会趁火打劫。
直播太好玩了，我会继续尝试
何振红：我们正真看到技术对教育的改变，也看到对营销的改变，现在非常多的企业采用直播的方式去带货，用直播的方式跟用户交流。您也在做直播，跟这些年轻人交流，感受如何？
俞敏洪：以前我都在地面做演讲，但是疫情在家工作，直播是很好的渠道，我在整个疫情时期间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三五十场讲座了。
我也想通过使用这些平台看看它们的特点，以及用户群体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特征。这是一个蛮好玩的事情，因为它跟原来线下做讲座的体验完全不一样。
我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包括预先通告的直播和完全不通告的直播。昨天（5月22日）早上我去人民大会堂听总理作报告，上了车以后，我觉得天气这么好，为啥不跟网友分享一下路上的风景？我就开了直播，刚开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因为没做任何预告，等到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就已经有三四万人，中间只有30分钟。
这是一个新的传播方式，我就做了一个测验，给他们一个邮箱让他们提两会相关的意见和建议，结果上千人给我发了邮件，他们对信息的接受和反馈速度非常快。
这样的平台我会尝试下去，而且我觉得越来越被接受。
何振红：这个很好的体验，你会把新东方的一些业务搬到直播上面来吗？包括你自己会不会直播卖课？
俞敏洪：我觉得快手和抖音都不适合正规的授课场景，它们更多的是引流型的，你可以把精华的、好玩的、日常的东西，跟大家交流。我们鼓励新东方的老师和部门利用直播入口和短视频来尽可能地扩大品牌影响力。
但是，我不会把连续性的课程放上去，这些平台用户特点是即时性的，做连续性的讲课不行。
瑞幸事件必须零容忍，
一颗老鼠屎会坏掉一锅粥
何振红：最近瑞幸咖啡被美国要求退市了，造假这件事情对中概股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参议院又通过了一个《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有些人说中概股遭遇全面猎杀，对此你怎么看？
俞敏洪：这件事对中概股公司在世界的诚信、信誉是一个重大打击。瑞幸造假，我觉得不光是外界处置，中国的有关部门一定要强烈表态，对这样的公司坚决不能容忍，A股市场也应该借鉴这种惩罚措施。瑞幸被退市，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现象真的不能容忍，否则就破坏了整个世界的商业基础，也破坏了中国公司长远发展的基础，一颗老鼠屎会坏掉一锅粥。
何振红：《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确实会对中概股造成很大影响。最近也有一些公司决定要回香港二次上市。我不知道在这方面新东方有没有考虑？
俞敏洪：现在还没有，因为这个法案有三年的观察期，新东方是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中的标杆，浑水2012年曾经做空新东方，但新东方不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后来新东方也被美国投资者认为是一个富有诚信的公司。
所以这件事情不着急，一是新东方在香港已经有一家上市公司了，新东方在线。第二，尽管文件比较严厉，但是三年之内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到时候根据真实的情况再做决定，但是不管在哪里上市，我把持最重要的两点：第一，新东方必须是一家诚信的公司，用世界最高标准来要求；第二，新东方一定是一家发展中的公司，因为如果不发展的话，到哪个板上市，都是没有一点意义。
何振红：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第一它要诚信，第二它要有价值百科。你觉得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中国公司的诚信建设有什么影响？
俞敏洪：对，我觉得这个法案会让中国公司增加成为世界公司的机会，这是积极的一面。中国公司怎么样能够符合国际规范，这是需要中国公司和有关部门一起共同商讨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三年之内应该是能够解决。
何振红：A股市场应该怎么对待类似的造假行为？
俞敏洪：中国对A股上市公司违法乱纪的，包括欺诈、隐瞒、数据造假行为，应该严厉惩罚，如果是创始人造假，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罚到他倾家荡产为止，这样中国A股市场才能透明化、正规化，老百姓才能真正的对A股市场有信心，A股市场才能够真正地上扬，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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