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山东聊城活跃着代人讨债的民间团队。
在这个隐秘江湖，大多时候只要“客户”能出钱，他们便许诺可找到欠钱者，并通过“让他比受到威胁还难受”的办法不得不还钱。事后，团队从中抽成，全身而退。
活跃的民间借款尤其是高利贷，成为这片江湖野蛮生长的源泉。他们“软硬兼施”，会手机定位，会到老家“宣传”，会把人扣在宾馆，甚至，他们不认为这种做法违法。隐私，名誉，人身自由，种种底线屡被突破，让暴力催债屡屡发生。
手机定位欠钱者误差20米
能提供欠钱者的多少个人信息？对于讨债团队而言，这绝对是要问“客户”的头几个问题之一。
赵知明也不例外。他30来岁，在聊城一家讨债团队工作多年，自称这一行“没有一定关系干不了这个事儿”。他特地在“关系”前加上“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这个定语。
找人是赵知明讨债的第一步，也是第一笔收费。“客户”通常看到网上广告或朋友介绍而来，赵知明首先要问的，是其有无欠钱者地址、手机号等等。如有必要，他便称可找关系，将手机机主的所在位置直接确定下来，“这个定位，在公安部门能定位很准，在运营商公司也可以做到”。
“晚上他要是住在某个小区，（精确度）左右上下不超过20米。”赵知明炫耀着，多年的定位经验告诉他，凭他们接触到的技术，手机只有开机时才能定位准确。
这是一个神秘的江湖，它不同于个体间的私下帮忙，在这里，讨债人员自称团队甚至公司，广告出现在各大贴吧、黄页。手机定位几乎是他们的必备技能，需花钱才能搞定，有的团队甚至以此劝“客户”快点下手：不然，他一关机，你就什么钱也找不到了。
同在聊城的债权债务律师刘正义自叹没有这个本事。这个传统的法律人，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介绍按法律程序的“君子之道”：若企业还在生产经营，可申请财产保全；不管能否找得到他，可先去起诉，可能法院会作缺席判决，之后，再申请强制执行。
刘正义说，如果还不还钱，“老赖”可能被法院列入黑名单，这会影响很多事情，比如，不能坐飞机，不能出国等。
在山东，如果是120万元的标的，有的债务律师全程收费大约5万元上下。相比一些讨债团队，这太廉价了。有的团队将找人等前期费用定价1万甚至3万，事后抽成30%~50%。
这比邹海峰从前的收费贵了一些。曾在网上到处留电话的他，今年退出了聊城讨债大军，周围朋友大多也“金盆洗手”，在他看来，这已是一个不怎么风光的行业。
当年，他的报价并不高，定金两三千元以上，最终要回了多少钱，再抽成2%。30%以上的抽成比例令邹海峰震惊不已，他分享着如何辨别团队是否有诚意：如果来人跟你签合同，一般没问题；如果只顾开口要钱，那都是“扯淡”。
邹海峰说，收了定金之后，一般不超过3个月即可让对方还款，“我不管你是贷款还是怎么着，你得把我的债给我还清了。多久还清，要看他的能力，但是一定要还”。
事实上，不少讨债团队的时限许诺都相差无几。最快的，有的称只要欠钱者资金充裕，三五天即可还钱；更慢的，七天，十天，也可能一个多月。
这种游离于灰色地带的“野路子”，比刘正义坚持的诉讼程序快了许多。在一些人看来，若走诉讼，数月、半年、甚至更长并不鲜见，即使最终判决，“执行难”有时亦是事情结局。
把人控制在宾馆逼家人送钱
“只要他有钱，我们的行动绝对能让他吐出钱来。”赵知明自信满满，他用“行动”定义找到欠钱者之后的工作，说话轻描淡写。
如果催要的是高利贷，这几乎是一场只有讨债团队能参与的战争。因为“客户”的法律途径已被堵死：按照2015年施行的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年利率在24%以内的予以保护，而超过36%的利息部分，不但不受法律保护，借钱者若要求返还这部分金额，法院也会支持。
赵知明喜欢玩的是“人海战术”，比如派去“十个八个人”。这似乎是业内通例，邹海峰从业时也“出手阔绰”，通常，他会派出三辆车，“5到10个人，就足够了”。人数会影响定金，在他那里，5到7人一般需要5000到1万元。
邹海峰把这些人称为“专业的要债人员”，面对欠钱者，他们希望做到的是“让他比受到威胁还难受”。他坚称，一定不能威胁别人，威胁是犯法的。
与大多讨债团队一样，邹海峰也不愿和外人详谈接下来如何运作。每当被“客户”问起，邹海峰等人常用来搪塞的话是“你不用管”，再补一句“定心丸”：“我们保证在法律范围之内”。
赵知明则不计较先亮出底牌。他直言自己前期战术是“舆论战”。团队会带人去欠钱者老家，“先去他老家闹”，找到父母、村支书说说这事儿，“就去他老家‘宣传’一下，看他还不知道丢人”。律师刘正义则对这类手法嗤之以鼻，“无非是影响别人的生活、生产和工作。”
另一些讨债团队的前期“招式”，则包括在家门口涂漆，跟随，甚至堵路等等。
这几成一个有“经验传承”的产业。山东电视台2016年底报道催债群体时，曾披露一段内部培训视频：“讲师”慷慨激昂地说“催收是终身催收，死了以后遗产也要催收”，并称“它首先讲法，但在法之外，它也不完全讲法”，比如“就一直盯着你，隔三差五打你一顿”、“恨不能把你的房子都给烧了，把你的娃卖了”。
赵知明的手法不止这些，他称，自己的团队可动用社会资源，调查欠钱者名下财产。如果没钱，真的难办；如果有钱，而舆论招式不奏效，赵知明有一招杀手锏——把人“扣”起来。
赵知明在聊城“扣”过一名冠县老板。这名老板欠了“客户”十几万元工程款，赵知明将老板“控制在宾馆里，允许他打电话，但就是不让他回冠县，就要让他把钱拿过来。”老板的爱人最终从冠县送来了欠款。
这显然是违法的。而在赵知明的理解里，将人“扣”起来之后，若不限制打电话等人身活动，这就不违法，若限制则违法，“我们不限制他，我们不干违法的事”。
不少团队理解的“不违法”，仅指不动手打人。这在前些年较为常见，但在一些有经验的团队，这是被淘汰的战术，他们坦言，犯不着为了一些钱把团队搭上。赵知明的表态则是，如果不得已，后期“只能做些违法的事情”，但“违法绝对跟客户不沾边”。
“我们打的就是法律的擦边球”
事实上，赵知明的“扣”人在聊城并不鲜见，一些还被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刑。这并非聊城独有， 2006年，四川都江堰市法院公布一组数字，称该院近两年审理的31起非法拘禁案，20起与讨债直接相关，11起也与债务纠纷有关联。
寻衅滋事罪也易是讨债者的罪名：一名王姓男子曾为讨债准备钢管，事先打听了欠债者工作地址，便电话骗其取快递，之后打伤了他并砸了车。加之王某的其他行为，2015年，聊城中院判决其罪名成立、获刑两年。
在多名讨债团队的描述里，讨到钱之后的情形，更像“三军会盟”——团队让欠钱者准备好钱之后，通知“客户”当面找对方拿钱或者现场转账，“我们的人也在场，你确认收到了，咱们才撤退。”
一名讨债团队成员的解释看似“有理有据”：这个钱，公司不能直接到欠钱者手上拿钱，否则这触犯法律，并且，欠钱者不欠团队的钱，更不可能给团队。
“借条你一定要拿着。”该成员强调。所有讨债团队都声称“客户”必须持有“欠条”，并把它称为“手续”，有了手续，讨债才能开始。甚至，有的团队还会与“客户”签订讨债协议。
多数团队都明白这行业是一个灰色的存在。当听说要成立“讨债公司”，赵知明直言不可能，“能成立公司吗你说，这不是成了黑社会了”；邹海峰称，聊城这类团队如有公司，多是在境外注册的。一些业内人士则直言所谓讨债协议签了没用，因为本来就不受法律保护。
“我们打的就是法律的擦边球，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一名成员承认，这样讨个人债务，国家是不允许的。
讨债团队的“角色”其实比“擦边球”更尴尬。199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立即停止为公、检、法、司机关申办的“讨债公司”及类似企业登记注册。七年之后，该局再次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联合发文，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从事讨债业务。
此间，讨债公司有时还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查处。如今，聊城大多讨债团队并无注册的工商字号，有的在签约、缴费之前，连公司地址都不肯轻易告诉。
治理力度亟待加强
“催收要是用劝说的形式那也行，关键实际不是这样的。你来我家，我可以给你倒杯水接待你，但你不能把我家门给堵上。”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院长高祥说，目前，我国讨债方面的公力救济不够便利，国家对暴力催收等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亦是不够。
有民商法学者表示，1977年，美国曾制定《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其中明确了债务催收保证金、从业资质等问题，受访学者称，若把民间讨债机构纳入法治轨道，资质认定十分重要，“可以借鉴”。
“但像国外这样做是非常难的。”受访学者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最难的是将“高利贷”纳入正常监管范围，争取在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将其对社会的危害性降低到最小，“很难一下杜绝”。
这对行政打击带来挑战。冠县工业园一名企业员工说，他们所在的企业曾遭遇讨债，一些人开了三辆车把大门堵了，工人无法下班。报警后，先后到了10来个警察，车才撤走。
多名讨债团队成员均表示，有时候，报警并不能完全解决双方问题，对讨债人来说，更“出不了事儿”，“因为他欠我们钱”。
人民网2016年8月一篇报道佐证了这一点。彼时，讨债公司一伙人在河南居民李志国住了7天，反复辱骂，不让睡觉，逼其还钱。李志国多次报警，而警察称“这是民事经济纠纷，并没有对人身构成威胁”，仅只是收缴了“讨债者”的木棍。李志国最终在自家顶楼跳楼身亡。
在聊城律师刘正义看来，警察消极应对的类似情况会越来越少。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聊城有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各级公安都开会了”，如果出现限制人身自由等类似情况，必须及时处理，“现在不敢不管”。
另一些聊城律师，也坚持不要找那些亦正亦邪的讨债人：“你找他们，有可能要回来钱，也有可能出事儿——要不回来钱，你人还得进去。”
